我到十九岁才第一次看到了银河。之前生活在大城市里，看到的星星都是屈指可数，少到让人懒得去分辨——北边的是北极星，剩下的多半是行星。在四川旅行了半个月却都是阴雨天气，直到那天晚上坐长途车去康定的路上。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坳，把我们暴露在月光下的时候，我从昏睡中睁开眼向窗外望去，银河就这样毫无预警地展现在眼前。我感觉就像幽禁多年的囚犯被带到了繁华的市场，终于找回了自己眼睛。震惊下我叫醒了同伴，当我们终于想起去取相机的时候，汽车过了桥，山壁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一挡就是六年，之后直到今天我没有机会再次见到银河。这之后的车程，我们路过了刚刚建成，全长四公里，需要十分钟才能通过的二郎山隧道——我们能遥遥望见盘绕雪山的旧公路，隧道通车前那是唯一的路，通常要走三天；又遇上了一次塌方造成的大堵车——半个路面都不见了，数不清的氙灯把抢修工地照如白昼，路下方峡谷确仍然是漆黑深不见底。但是这些平地的景象仍然没法跟天上的壮观相比。从此我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的人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研究天体的运行。
很多人都在问，科学是什么，或者说科学的标准是什么。但是我不得不先讨论科学家的一些特质，并且，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地球世界里的科学家是多么的幸运。为此目的，我们暂时进入刘慈欣在最新的小说《三体》中构建的幻想世界。
一、郁闷的“三体世界”科学家
这是个混乱的世界。如果你不幸生活在“乱纪元”，太阳的升落毫无规律可言，更谈不上四季。有时候，当你在寒夜中烤着火瑟瑟发抖，而太阳毫无预兆地，终于在地平线慢慢升起。你充满期望地看着阳光带来了温暖，太阳却突然折回头落了下去！又有一次，当异常炎热的一天终于过去，太阳在西方落下后，它又立即从东方升起来继续炙烤大地直到草木生烟！这样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好在有时候“恒纪元”会降临。在“恒纪元”，每天都有规律的日出日落，因此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地里也能种出粮食来。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在长期进化中获得了“脱水保存”的能力，当“乱纪元”来临，气候变得恶劣时，他们就脱水变成“人皮”，收藏在仓库里；等到“恒纪元”再像泡香菇一样在水里发开复活。当然，部落酋长在“乱纪元”也不脱水，他生活在深深的“金字塔”中央躲避酷暑严寒，等待下一个“恒纪元”来临时把大家浸泡唤醒。在这个世界里，文明发展的进度直接取决于脱水和浸泡的决定是否适时。也许当你唤醒大家播下种子后，“恒纪元”却突然结束了，那么你只是徒劳浪费了宝贵的种子罢了。“恒纪元”短则一天，长则几个世纪，何时该脱水，何时该浸泡，完全取决于部落酋长的直觉。显然，这个世界里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恒纪元”和“乱纪元”的规律，以便指导脱水和浸泡以及其它的生产活动。
然而，这项研究是如此地困难……“伏羲”认为“恒纪元”是天神在打瞌睡，因此呼吸均匀。他们建造了巨大的钟摆，试图催眠天神。他们失败了。“周文王”试图通过卦算制定万年历，然而在几次成功的预言之后，是灾难性的失败——灭绝一切的灾难降临了。天上出现了三颗飞星的异象，紧接着就是长达四十八年，冻结空气的漫长黑夜。“纣王”把“文王”投入了鼎中做了最后的晚餐。即便脱水成“人皮”也无法抵御这种灾难，文明就此断绝，直到千万年之后才重新出现，科学家们才又一次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墨子”、“托勒密”，还有很多别的什么人，在各自的天文观测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宇宙模型，他们都失败了。“哥白尼”提出，这个世界有三个太阳。前面提到的西方太阳刚刚落下后，东方立即升起的是另一个太阳。当天上有三颗飞星出现的时候，就是三个太阳都远离我们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严酷的冬天。哥白尼被指为异端，绑在了火刑柱上，但是点燃火刑柱的不是刽子手，而是同时在先后在地平线上升起的三个太阳……“牛顿”出现了，他发明了微积分，又给出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但谁会解这么复杂的微分方程组呢？“冯.诺伊曼”指导了第一次应用计算机用数值方法求解，依然是功亏一篑。
科学家们终于知道，三体运动——三个质量相近的太阳在引力作用下的运动——无解。在较长时间尺度上，这三个太阳的运动是难以预测的。大部分情况下，三星运动是不稳定的，会发生碰撞或者解体而变成单星或双星。他们却不幸地生活在一个稳定的，而又处于混沌运动中的三星系统中。当他们的行星被一颗太阳俘获，而又离另外两颗恒星比较远时，“恒纪元”就开始了——行星会规律地自传和公转，就像我们的地球一样。当三颗太阳互相靠近时，行星会游离其间，出现“乱纪元”。科学家只能作短期太阳预报，就像我们的天气预报一样……试想一下，这个世界的天文学家有多么郁闷。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解救大众痛苦的重任，他们的现实价值所在，无解。
二、地球科学家的美学追求
相比之下，地球上的科学家们不用担心这些。他们可以是艺术家，他们可以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家的最重要的特质。
概括地讲，科学的审美标准是简单、对称、和谐。毕达哥拉斯的琴弦和三角形就是这个审美标准的完美体现。比如说，我没有去查过人类摆弄琴弦的历史有多久，如果我生在古希腊，当我知道其它整数比例的琴弦也能制造和弦的时候，我很可能就成了毕达哥拉斯的坚定信徒了——大部分声音和在一起都很难听，他居然发现了神秘的音符的奥妙，答案是如此简单，1:2、2:3、3:4……。他还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的秘密，3:4:5，答案还是那样简单。奥妙都在数字里！这是古希腊人第一次把心灵感受到的美和数字联系起来。
在天文学上，这样的审美情趣也很明显。从古希腊一直到开普勒时代，所有人都认为天体的轨道是正圆，因为正圆是完美的，最适合完美的天体。天文学家可以在均轮上加上本轮，可以假设轨道是偏心圆，但一定是正圆形。在上周的文章中，我们也看到了开普勒审美观——正多面体、和弦和行星轨道的对应关系。我们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审美情趣，我们甚至可以揣测说，哥白尼是基于审美的考虑而提出日心说的。很可惜看不懂哥白尼的拉丁文手稿，无法直接感受他在文中流露的感情，以下是《天体运行论》第一卷第十章的英译本节录——这是哥白尼阐述他的日心说模型的关键性的一章：
And behold, in the midst of all resides the sun. For who, in this most beautiful temple, would set this lamp in another or a better place, whence to illuminate all things at once? For aptly indeed do some call him the lantern—and others the mind or the ruler – of the universe. Hermes Trismegistus calls him the visible god, and Sophocles’ Electra “the beholder” of all things. Truly indeed does the sun, as if seated upon a royal throne, govern his family of planets as they circle about him.
中文翻译如下：
看，太阳静居万物中央。在这个最美丽的殿堂中，如果要同时照亮的一切，难道有谁会把这盏明灯放置放在别的什么更好的位置吗？有人把太阳称作宇宙的明灯，或是宇宙的灵魂和主宰，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赫尔墨斯把太阳称为看得见的神，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厄勒克特拉则称之为洞察万物者。就像端坐在王座上一样，太阳正是这样居中管辖着绕他运转的行星家族。
另一段：
我相信，这种看法比起把地球放在宇宙中心，因而必须设想有几乎无穷多层天球，以致使人头脑紊乱要好得多。我们应当领会造物主的智慧。造物主特别注意避免造出任何多余无用的东西，因此他往往赋予一个事物以多种功能。
库恩（T. Kuhn）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哥白尼的出发点是美学上的。
在至关重要的第十章[天球的顺序]中，哥白尼贯穿始终的重点是，日心说将给予我们的宇宙图景以一种“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天球的运行与其尺寸间的和谐关联”。例如，在日心说中，在地球上的观测者看来，内行星[在地球轨道内侧的水星和金星]自然地不可能跑到离太阳很远[夹角很大]的地方。相反，外行星在近地点[在地球上看起来最大]时必然与太阳相冲[地球在太阳和行星中间成一直线，行星在子夜升到天顶]。哥白尼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理由来说明日心说的合理性，以试图说服他同时代的人们。每一条理由中他都举出一个地心说和日心说都能解释的现象，然后指出，相比之下日心说给出的解释是多么自然、和谐和自洽。这些由和谐性得来的证据即便加在一起也不值一提，除非你被它们震撼和感动了。
这些证据也许的确不值一提。把“和谐”作为地动说的基本理由的确是很奇怪，尤其是看到哥白尼的完整模型在数学上是多么地繁复之后。哥白尼的论证显然不够务实。这些支持日心说的论证在实用的价值观面前毫无说服力，而只可能从人们的审美情趣中获得赞许。对普通人而言，即便他们能够理解，这些理由也没有说服力。他们决不会愿意为了天体的和谐而撼动大地的宁静。对天文学家而言，这些理由也不见得有说服力，因为哥白尼给出的这些和谐性并不能帮助他们作出更准确的天文预测——新的和谐的模型在准确性和简洁性上都没有优势。因此，哥白尼基本上只能说服少数几个，也许是那一小群不理智的新柏拉图派的天文学家。只有他们才愿意克服一页接着一页复杂的数学推导，却只得到并不比原本已知的结果精确太多的数字。幸运的是，的确有几个这样的天文学家。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哥白尼体系的简洁美。为了解释火星的逆行，托勒密日心说里的火星并不是简单地围着地球作圆周运动，而是要通过一套“均轮”、“本轮”、“偏心等距点”机构（为了不要吓到我自己，我就不具体解释了）沿着下图中的轨迹运行。注意，火星通常是按逆时针方向绕地球运转的，但是在火星最靠近地球的短暂时期内，火星却是顺时针运行，即所谓逆行。
相比上面复杂的托勒密模型，哥白尼对火星逆行的解释则要简洁得多。简单说，地球和火星是两辆环形赛道上的赛车，地球走得比火星快一些，所以当地球在“超车”的时候火星看起来在倒退。如下图所示，太阳（S）在中心，地球在圆形轨道T上运行，依次以匀速通过T1至T5位置。火星在同样的时间内，在较大的圆形轨道P上匀速通过P1至P5点。火星的周期比地球长一些，所以在同样时间内，地球走过半个圆周，而火星走的少于半个圆周。在时刻1，我们观察火星的视线为T1P1A1，或者说，火星看起来在天穹上A1的位置。我们以此找到后面几个时刻的视线。果然，在时刻2到4之间，火星看起来是在反方向运行。
科学家的审美观
上面我们提到科学的审美标准是简单、对称、和谐，要把这三个标准的含义展开讲清楚恐怕需要整本书的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个最粗糙的说明。
上面所说的哥白尼的例子是简单性原则的一个典型体现。另一个通俗的例子是我们的“世界基本组成单位”。古希腊人认为世界由四种元素组成：“水”、“火”、“土”、“气”；之后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元素才能解释化学现象，直到我们形成了有百十来种元素；然后我们认识到不同种类的原子都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这三种粒子组合而成的；之后我们发现质子、中子、电子之外还有介子等基本粒子，很快基本粒子的数量暴涨到几十种；于是物理学家提出夸克模型……每一次当“砖块”的种类大大增加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归，寻求少数几种更基本的“砖块”。
对称概念需要稍稍展开一下。古典的对称性是比较狭义的几何上的对称。从柏拉图到开普勒都很迷信圆形、正多边形、球形和正多面体；到近代我们也把几何对称作为重要的工具（例如电磁学中的镜像电荷、偶极子等等）。之后一些抽象的对称也进入了我们的审美观。典型的例子是电磁现象的对称性：在奥斯特发现电流会产生磁场后，一些科学家揣测磁场也能产生电流，而法拉第在这样的设想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了电磁感应。
到近代，我们认识到了更广义的对称美。我们假设有一个“歪脖子物理学家”，他看到的世界总是斜着10度。歪脖子物理学家制造出来的仪器也都是“歪脖子”的，测出来的数据跟正常的仪器也总是相差那10度。问题是，歪脖子物理学家总结出的物理定律和正常物理学家的是否相同呢？例如，他们得到的牛顿第二定律都是F=ma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说，物理定律是旋转不变的——“歪脖子”这样一种变换不会改变物理定律。我们知道圆球是有旋转对称性的，这种“歪脖子不变性”便是对旋转对称的现代拓展。类似地，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在隔壁做试验的“邻居”物理学家，他也跟我们得到相同的物理定律，这是平移不变性。我们还可以假设，有一个“明天”物理学家总是比我们迟一天做试验，他得到的物理定律还是一样的，这是延时不变性。好。现在，从数学上可以证明，“明天不变性”等价于能量守恒，“隔壁不变性”等价于动量守恒，而“歪脖子不变性”等价于角动量守恒。好。狭义相对论解决了“匀速物理学家”的不变性问题，广义相对论解决了“加速物理学家”的不变性问题，而杨政宁、李政道说明了“镜中物理学家”看到的物理定律是不同的（宇称不守恒）。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如此心仪对称原则，以致于如果强制他们填写“宗教信仰”一栏的话，他们中多数一定会填上“对称”。
第三个审美原则——和谐有几层含义。但最重要的是统一原则，简单说，物理学家期望找到一行公式来解释整个物理世界。爱因斯坦后来便爱上了“统一场”理论，苦苦“追求”半辈子，至死不渝。
“美”与“真”
这种美学上的追求在柏拉图这里达到了一个顶峰。柏拉图区分了完美的“形式”世界和我们感觉到的世界，而我们的经验（感觉到的世界）只是完美的“形式”世界的一个被歪曲了的拙劣复制品。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给出了著名的“洞穴囚犯”寓言（摘自wiki）：
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型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
我不得不揣测，哥白尼和开普勒是不是受了柏拉图的理想世界的蛊惑。日心地动说会导致诸多违反日常经验的问题，比如地上的物体为什么不会被滴溜溜直转的地球甩出去诸如此类，而他们也没法等到牛顿生下来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了。显然对于理想世界的美的追求使他们打消了感官世界中的疑虑，对日心说充满了信心。
这些科学家们对美的追求如一只风筝扶摇直上，而“真”则是那条扯住风筝不放的棉线。理论的“美”总要来源于现实的土壤，不能脱离“真”而独自前进。（当“美”独自前进时，随从就不是科学家了，而是艺术家。）这儿多嘴几句：谁都不会怀疑科学中“真”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决不能随便在后面加“理”。“真”指的是实验结果，或者说经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真”非但不“理”，简直是混乱和丑陋的代言。不同于中学物理实验，科研中得到的实验数据难得能自己展现美妙规律，常常是混乱不堪的。实验方法、设备上的局限性太多了，稍有不慎便会出错，并体现出极富诱惑性的伪规律，使人误入歧途。纯粹归纳演绎的福尔摩斯式的道道儿在科学界走不通啊。借用柏拉图的“洞穴囚犯”说法，现实中的实验数据只是洞中囚犯看到的影子，而科学追求的是那实物，比影子美得多，但我们在洞中却无法无法直接看到，只能看到朦胧的、扭曲的影子。
科学是科学家的集体活动。作为个人的科学家，经常会舍弃“真”而追求“美”。然而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完全相同，一个新理论是如何跨越审美观的差别，而被广泛接受的呢？
首先通过是“美”和“真”的重新统一。在哥白尼时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描述的经验（重物向地心下落，天体运动永恒）是当时最接近经验的“真”的代表，天文观测也表明哥白尼模型与观测数据不甚符合。哥白尼模型无疑是为了“美”而偏离了“真”，而他身后的一百年便是“美”与“真”重新统一的过程。首先是开普勒在第谷的精确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引入了椭圆轨道，使修正后的日心说模型精确地和天文观测符合。随后是伽利略的一系列实验，在动摇了亚里士多德的旧物理学的同时，建立了新的运动学的基础（我们将另文专题谈伽利略），解决了日心说与经验的矛盾。最后，牛顿总括一切的运动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达到了“美”与“真”的完美统一，唔，这就叫一统江湖了。
其次便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向后兼容性”。狭义相对论在低速条件下也兼容了牛顿力学，量子力学也很好地说明了在宏观物体上为什么看不到波粒二相性和测不准原理。这是科学发展连续性的体现，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体现了对前人的尊重。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一方面提到了科学革命前后新理论和旧理论使用的词汇、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的互不兼容，却对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不够重视。这也是对库恩的众多批评中我最赞同的一点。
当然以上都是建立在新理论自洽性的基础上的，一个新学说必然要经受这种考验。量子物理在建立之初，在很多概念上都显得模糊和粗糙。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物理学家对此提出了很多质疑。1930年爱因斯坦曾在一次会议中提出“光子箱”实验，试图说明“测不准原理”会在逻辑上造成矛盾，并进一步推翻以玻尔为代表的对量子力学的标准解释。波尔等人一时被难住了，无言以答。然而，波尔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紧张思考，在第二天一早便给出了一个漂亮的姑苏慕容式的答复，指出爱因斯坦忽略了他自己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红移”效应，“光子箱”实验因而是错误的。爱因斯坦接受了这个解释，也就此接受了量子物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
三、重新考察《八卦宇宙论》
大家知道，我是要批判《八卦宇宙论》的。我们试着从审美，尤其是集体审美角度考察一下《八卦宇宙论》，看刘子华有没有潜力成为哥白尼第二。
说实话，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用的“卦理”不多，主要是套用卦的象征意义，和“文王图”中的配对。让我感到很失望的是，刘没有用到“相生相克”等等原理，没有让我们一睹传说中易经最“美”、最“精华”的部分。我反复看了半天，发现如果我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换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按照每组数字之和为9来配对，我差不多就可以把书名中的“八卦”二字给扔掉了。因此我一度很惊讶为什么易学的支持者们会那么看重刘子华的这个肤浅理论，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是拿到篮里就是菜。仔细观察“天地生人”里聚集的“民间科学家”和他们的拥护者，他们互相捧得很高，却是每个人各搞一套自己的理论，谁也不服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似乎只有一面很模糊的传统文化的大旗。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他们有共同的以易经为基础的审美观，体会到了刘子华理论的“美”，但是那只是刘子华个人的审美观，多数天文学家的审美观并非如此。按我们刚才所说的，要推广刘的学说，要从几个方面突破审美的隔阂。
首先，如果刘的《八卦宇宙论》能以无可辩驳的观测数据证明其“真”，现代天文学早就改写了。不幸的是，刘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差。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把开普勒提出的“正多面体嵌套天球”的宇宙模型和刘子华的“八卦论”做类比。两者都是从各自的审美情趣（开普勒是几何美，刘是“八卦美”）出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宇宙模型，并且与已知的数据有大致的吻合。我们来看一看，在相似的背景下，他们各做了什么。
开普勒在1595年完成（1597年出版）了他的模型后做过些什么呢，他把他的著作发送给很多天文学家，包括拥有当时最精确的天文观测数据的第谷。第谷毫不客气地批评开普勒引用过时的，粗糙和错误的观测数据，而开普勒限于条件，无法得到更精确的数据来验证他的模型。于是，在1600年元旦，开普勒出发去了第谷的天文台，以谋求获得他渴望的精确数据（当然还有其它原因）。第谷的观察数据相当精确，只有两弧分左右的观测误差，这使得开普勒得以用同样的标准要求他的行星模型。无论开普勒在圆形轨道的框架下怎样努力，行星都会偶尔稍稍“偏离”，最多达到八弧分。请注意8’这个角度误差的含义，它意味着在一个半径一米的巨大观测仪器的末端偏了2.3毫米。换了别人，这个误差或者被忽略，或者被随便归结到例如大气层的干扰上。幸好，第谷发展了一套技巧修正大气层的干扰，使得8’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误差。在他的著作《新天文学》中，记录了开普勒在1600－1605年间如何一次次抛弃看似已经完美的模型，提出新模型，然后再抛弃，直到最后得到椭圆轨道的过程。开普勒最终并没有证实他的多面体宇宙模型，却得到了更美的副产品——行星运行定律。这两条定律并不是只和某时某地的观测数据大致符合，而是对第谷在几十年中积累的数据全面地精确地符合。
反观刘子华，他折腾了半辈子，凑到寥寥几份偶然的数据能粗略地符合他的“规律”。对于《八卦宇宙论》这样一个与我们熟悉的科学格格不入的新理论而言，刘子华提供的事实依据贫乏到可怜。
第二方面，他的理论与主流天文学有很多冲突，他却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的“向后兼容”的说明。他对科学的了解很适合在酒馆里跟人吹牛，却实在摆不上台面。比如说，刘子华理论的基石是星球轨道速度的配对关系，然而他用的星球速度却分别属于三个不同参照系：行星速度是以太阳为参照系的；月球速度是以地球为参照系；太阳的速度却是以附近的恒星为参照系。刘对此仅在自序中解释说，“但实际上，太阳既然是全系的率领者，则其移动的情形，势必有所不同，但移动，而非自转，故其速度之性质，亦应无差异。”据我的揣测，一定是有人批评他的理论说“太阳的速度的性质不同”，而刘子华没听懂别人说的是参考系的问题，误以为是人家是说转动和平动的问题，才有了上面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回答。还有，刘子华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十二主要星球之密度总和为35.2。不同物体的密度居然可以做加法，刘居然认为是很自然的不需要任何解释……嗯，我也有个重大发现，人民银行里的钞票总和为100+50+20+10+5+2+1=188圆整。刘子华没有对这些与主流科学的冲突予以重视，依我看是出于无知者无畏。
我们来比较一下，看哥白尼和开普勒做了些什么。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里，把地心说所能解释所有天文现象，都给出了相应的日心说解释，并且是定量的解释。而开普勒的日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有个重要的差别：哥白尼体系是几何式的，每颗行星都的轨道中心（偏心圆圆心）各自不同，太阳只是在轨道中心附近罢了；而开普勒认为太阳赋予了行星运动某种共同的动力，因此行星有共同的轨道中心即太阳。开普勒受当时刚刚出版的电、磁学著作《论磁》影响，认为太阳对行星的这种动力是超距（不需直接接触）的，随距离增加而减小的。为了这个差别，开普勒花了差不多十章的篇幅详细说明他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共同中心假设，这个假设带来的巨大影响，它与行星运行定律的吻合，以及为什么哥白尼模型有时能够近似等于新模型。我们的教科书从来没有提起过开普勒和哥白尼间这个“细微”差别，于是大家只知道哥白尼用圆轨道，不对；开普勒用椭圆轨道，对了。然而，这并不是个细微的差别：开普勒几乎就摸到了万有引力的大门了。
我们看到，刘子华对他的理论和前人科学之间的差异不了解，不重视，更谈不上做到兼容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科学界接受他的理论，除非科学家就都改行去刷鞋了。
最后，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有很多不能自洽的地方。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刘子华把太阳、月球和行星共十二颗纳入了八卦，但我们知道，不只是地球有颗卫星，伽利略在十七世纪初就发现了木星有卫星。其实木星有63颗卫星，其中好几颗都比月球大；土星有56颗；连冥王星都有3颗。在刘子华的时代，大家还知道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有一大群小行星。刘子华如此地厚此薄彼，把月球列入十二金钗，却把更大的木卫排除在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最后小结一下。我们放宽了标准，以期避免“迫害”潜在的哥白尼第二，刘子华却依然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几乎不可能为科学界接受。请八卦支持者们继续称其为易学、刘学、八卦学或者随便什么学，就是别和科学沾边。
